#知青#
还记得那个下乡时带队的老师吗？余杰
年4月24日，18岁的我第一次离开了我的家乡，到云南建设兵团去上山下乡。书本上看不到的真实社会
列车时行时停，三天的路程走了四天。记得列车停靠在贵阳车站时，我们纷纷下车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忽然，一群衣着破烂的孩子向我们蜂拥而来。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头发很长、满脸污垢、衣服破烂不堪的孩子们。他们把一双双手伸向我们，脸上乞讨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我们一下子惊呆了。从小我们就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受苦受难。可眼前的情景一下子在无情地撕碎我们原有美好的梦想。
我们纷纷跑到车厢，把从上海带来的饼干、水果糖取出来，跑下车去给这些孩子们。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把我们给的零食吃掉的时候，许多同学都哭了。
列车启动了。第一次远离家门，第一次看见如此情景，望着车窗外的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车厢里一片寂静。
护送我们去云南的老师来了，他淡淡地说了一句，这就是真实的世界，书本上是没有的！
老师，我们的“守护神”
4月28日我们终于到了昆明，被一辆辆大卡车送到了云南大学的大礼堂里安顿休息。那时，大学里没有上课，校园里显得冷冷清清的。我们一千多名知青的到了给这所位于美丽的翠湖边的校园增添了一份喧闹。我们在这里休整两天，结果出事了。
事情的起因是我们几位同学上街买香烟，与营业员吵了起来，最后发展到打了起来。一位知青把水果刀捅向一位路人。马上，大批佩戴袖章、头戴藤帽、手持铁棍的人把我们的临时宿营地包围起来。
我们被团团包围在学校的操场中。好几个同学被铁棍打了几下。女生们吓得哭了起来。就在僵持时，带队的老师来了。他张开双臂，从瘦瘦的身躯里发出吼声：都不许动！这是来云南上山下乡的学生！
老师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是带队的，有啥事请对我讲。都是爹妈生的，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就是几个孩子的事，怪我没有教育好。行了吧，我会处理的。我跟你们去！散了吧。
公安来了，省里知青办的人来了。戴藤帽持铁棍工人们散了。
晚上，老师回来了，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啊，真不懂事。碰到事情一个个成了孬种。
那天，带队老师就好像我们的“守护神”，就像父母一般在呵护我们。
多读点书不错的火车换成了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要走五天才能到达农场。一路的颠簸，每到一处我们都被安排住进了临时旅店。有的是学校的礼堂，有的是久未住人的旅店。
在一个叫通关的小县城接待站的大通铺里，一天颠簸下来以后，凭着青年人旺盛的精力，打扑克的、下棋的、吹牛聊天的、哭哭啼啼的，在大通铺里应有尽有。我闲得无聊，就把带来的一本契可夫的小说集拿出来看了起来。当我看得很入神的时候，忽然有人把我的书抽走了。我抬头一看，是带队的老师。他叫我出去一趟。
在一棵大树下，老师骂我：“你就是不懂事。这书能这样看吗。哪里来的？”
“家里带来的。”
“封、资、修的书都要批判的。你懂不懂？”
“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的。”
“批判的眼光？就你这点文化还批判的眼光。”老师说：“好了，快收好。就是喜欢看，不要在这样的场合下看。少给自己找麻烦。”
我点点头，接过书。
老师说：“多读点书不错的。可是，现在不行。到了兵团以后，小心点。我看你爱看书，在火车上就想说你了。注意一点。”
不要荒废自己
在思茅（今天已经改名为普洱市），有三位知青找不到了。听同车的知青说，在墨江的时候就没有上车。这下急坏了带队的老师。联系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得知这三位知青已经搭乘路过的卡车往思茅赶来。带队老师决定，留下我和他一起在思茅等他们，大部队继续向西双版纳前进。
一直到晚上十点，这三位老兄才赶到思茅。老师也没有过多责备。安排好住宿后，老师又去联系明天的车辆。结果我们比大部队晚了一天到达连队。
等到我们都安顿下来以后，护送的老师要返回上海去了。我们留下了，不知未来是怎么回事情。傍晚，在连队的大青树下，护送我们的老师与我一起散步聊天。
他说，孩子，路还很长呢，要小心。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懂，等你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的。许多事要心里多想想，但不要轻易说出来。我在前两年挨过批斗，在学校里你们是革命的动力，现在，你们是去接受再教育。不同啊。我何尝不想在教室里传授知识。这辈子没想到会干起护送学生送到农村的事。唉！我看你啊，到了这里还是要好好学一点东西，不要荒废了自己。
我一直低着头，默默地听着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师的话。望着老师渐渐走远的身影，我才想起只知道他叫张老师，但不知他是哪个学校的，上海住在哪里？
上山下乡一开始的这段经历，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我记住了这位老师。
本文作者
作者：余杰，年4月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上山下乡，年2月返回上海，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当工人，后在宣传科工作，先后担任企业*委委员、*办主任、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厂长等职。年参加上海临港新城（现为临港新片区）开发建设，担任港城集团行*总监、*办主任。年退休后。
来源：兵团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