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脚下，刚“满月”的国家植物园内，郁郁葱葱，各种奇花异草芬芳吐艳，1.5万余种植物生机勃勃，竞相展现着生物多样性之美。
中国是全球植物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知的高等植物有3.7万余种，约占全球的1/10，但很长时间，中国人却不得不去国外植物园及机构研究本国植物。目前，中国约有余种植物濒危，正在建立的植物园体系就是它们的“诺亚方舟”。
年4月18日，作为国家植物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植物园当日在北京正式揭牌。新华社发
植物猎人在中国
植物猎人，全球出差，孤身涉险，以收集奇花异木为使命。这个听起来低调而神秘的职业，起源于欧洲，兴盛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虽然并不为世人熟知，却改变了世界植物分布，甚至中国近代史。
大航海时代，即便是版图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在皇家植物狩猎地图上，仍有一大片空白之地。这片被标注为“龙之巢穴”的地方，就是中国。
由罂粟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植物宝藏之门。《南京条约》签署后，英国皇家园林协会立即派遣一支考察队，秘密进入中国腹地，探查那些不为人知、中国独有的物种。罗伯特·福钧，就是考察队派往中国的第一人，一个植物猎人。
三年中，福钧从中国找到了迎春花、荷包牡丹、白紫藤、胸花栀子（中国栀子）、芫花（中国瑞香）等，其中的中国蒲葵，还被当作珍稀物种，成为维多利亚女王32岁的生日献礼。
这些发现，让他从一个农场雇工之子，摇身一变，成了英国贵族、科考界的典范，也让他被东印度公司相中，多次前往中国窃取茶叶和桑蚕的秘密。为此，他每年能得到英镑的可观报酬。
年秋日，福钧第二次来到中国，安徽松萝山是他“猎茶之旅”的第一站。仅此一地，他就采集了大约株植物幼苗和颗茶种，并通过海路运往印度大吉岭，东印度公司的实验茶园。不过，这批娇嫩的绿茶，在路上纷纷霉变，未能在喜马拉雅山山麓生根。
年8月，他又盯上了九龙窠的大红袍。
被公认最正宗的大红袍，只有武夷山九龙窠岩壁上的那几棵。即使在最好的年份，九龙窠大红袍的产量也不过几百克。民国时期，一斤大红袍价值斤大米。不得不说，作为猎人，福钧眼光一流。
仅用一面黄色三角旗，他就被中国仆人包装成了一位满清贵胄、成吉思汗的后人，在武夷山被山民顶礼膜拜。在这里，他轻松获得了数百株茶苗，都是大红袍神树的后裔。他还采集了数千根树枝，放入沃德箱（便携的植物温室）中，进行无性繁殖。
就在他收获满满准备离开茶山时，寺院方丈还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几株珍贵的茶树和茶花。方丈已经知道这位“客人”是为何而来，但是他还理解不了，一棵茶树能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当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和尚行九叩大礼时，福钧吓了一跳，差点因为重心不稳摔倒在地。他上前轻轻扶起了老和尚，这是他在中国的数年，唯一一次受到良心谴责，觉得自己是个窃贼。
棵大红袍茶苗运抵大吉岭，几乎都存活了下来，这足以支持英亩的实验园扩张成10万英亩的种植园。中国武夷山的大红袍，在异域生根发芽之后，成了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大吉岭红茶。印度新生的喜马拉雅茶产业，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打败了中国千年来的茶叶垄断。
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而到年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59%。罂粟和茶叶，这两种植物逆转了中英贸易，也改变着世界历史走向。
除了福钧这样的商业间谍，还有一些植物猎人，以丰富人类的认知为名，活跃在中国的云南、广州、杭州、苏州等地。
假扮成中国商人的福钧
学者型猎手中，名气最大的是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他把将近种中国特有的植物移植到西方园林，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在威尔逊之前，法国的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在中国西南最先发现了大熊猫，并将多种新植物带回了法国，这引发了欧洲植物界的“淘金热”：中国西南是个宝库。
年，威尔逊受聘采集中国特有物种——“鸽子树”珙桐。到达宜昌后，他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在山中折腾了数月，终于在一片密林找到了这种孑遗植物。从此，珙桐在国外被大量栽植，成为世界十大观赏植物之一。
年，周恩来总理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游览苏黎世时，听导游津津有味地谈起珙桐树的来历，不禁大吃一惊。回国后，他立即指示有关人员进行专门研究、栽植。
4月正是珙桐的花季，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宿根花卉园里，就能见到这一树奇花。它的花色洁白如玉，花型飘逸如羽，微风拂过，满树繁花犹如成群白鸽翩翩欲飞。
威尔逊曾任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主任，他的《中国：园林之母》一书，称中国是“花的王国”。他写道：“在我们花园最为受惠的国家当中，中国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本书大大提升了中国植物在世界园林中的地位，以至于西方流行着一个说法，“无中国花，不庭院”，但也暴露了中国作为植物输出国的尴尬状况。
植物猎手毁誉参半，从生物多样性角度看，他们倒是贡献颇多。乔治·福雷斯特在云南的采集保存了很多濒危物种，杜鹃花就是其中之一。他把种中国杜鹃引进到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使该园成为“世界杜鹃花研究中心”。
不过，福雷斯特在滇西北的采集无疑是野蛮的。年，他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发现了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大树杜鹃，竟不顾一切地让人把这棵大树拦腰截断，锯下一段树干，偷偷带回英国。这段树干让整个英国叹为观止，至今仍被当作“圣物”陈列在大英博物馆。
年代，国内计划整理、编撰一本《高黎贡山植物名录》时，不得不前往爱丁堡的标本馆“朝圣”，查阅他当年留下的资料，因为有些品种在中国早已绝迹。
据统计，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约有名外国人在中国进行植物采集，标本数量达余万份之多。这些标本被各大机构收藏，其中，又以英国邱园和美国哈佛阿诺德树木园最多。年代，邱园共有份采自中国的植物标本，含科属种植物。
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近代植物学史专家胡宗刚告诉记者：“中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知的高等植物有3.7万余种，大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可是，在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本国植物之前，已经有1.5万种植物被外国人发现并命名了。”
从“本草”到“植物”
当欧美植物猎人在中国大显身手之际，国人对此却浑然不觉。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对植物的认识明显落后于西方。
中国利用植物的历史由来已久，农书、本草典籍一向发达，早在《诗经》中就记载了植物知识，像《本草纲目》这样的药学著作，更是耳熟能详。但这只是本草学，与近现代植物学相去甚远。非常明显的一点是，《本草纲目》中的植物图大多是写意，而西方植物学家的植物图却细致到茎脉。
本草学，也可说是植物分类学的前期阶段，重点记载作为药用的生物。即便是本草学的集大成者《本草纲目》，也只记载了种药物，对野生植物涉猎甚少，视野也仅局限在与人类生活相关的种类。
“几千年来，我国传统草木学只重实践不重理论，是应该反思了。”年，晚清数学家李善兰在翻译数学著作之余，读到一本西方植物学著作，就和两位英国传教士合作，一并翻译过来。
谁能想到，中国首部“植物学”译著，居然出自数学家之手。作为第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著作，《植物学》共计8卷30多字，插图余幅。李善兰不但在序言部分强调植物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类植物的地理分布、内部构造、分类方法等，尤其是介绍了植物的内部构造，让国人看到植物体的细胞组成情况。
除了来自《周礼》的“植物”一词外，这本书还创造性地翻译了诸如细胞、萼、子房、胚、科等名词，这些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专业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东西方植物学的融合点不会早于年左右，现在学界比较通行的观点是，李善兰年的译著可视为东西方植物学的融合点。
《植物学》一书传到日本，助力日本的本草学升级成了植物学，但在中国，植物学仍迟迟未从农学和医学中走出来。
又过了半个世纪，蔡元培挚友、不惑之年的钟观光在养病期间偶然看到了这本《植物学》，看得入了迷，药都忘记吃，甚至拿起墨水当茶喝了。病情好转后，钟观光即去野外采集标本，认真制作，从此由“革命之路”转向了“绿色之路”。
年，钟观光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在接受聘任之初，他即表示：“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在同事的眼中，他和蔡元培两个人“元培佩采集筒，维乔携轻便压榨器，共行郊野，觅取新种。进园则登万寿山，徜徉竟日而回”。
普陀鹅耳枥就是被钟观光发现的。这种树杈一律成双、绝无错生的植物，仅在浙江普陀山群岛中留存一棵，被人们称为“地球独子”。年，国家曾将它的种子放进“天宫一号”进行太空育种。年，距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的普陀鹅耳枥，终于在上海开花结果。这意味着，那个最初由钟观光发现的大树，终于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年，钟观光在《地学杂志》上登载10篇《旅途采集记》，介绍了他北到幽燕，南至滇越，足迹遍及11个省区，屡遭土匪袭击的植物调查过程。同年，他还以自己所采集的标本为基础，主持创建了北大植物标本室。
终于，中国有了自己的植物猎人。
钟观光
三年后，为了教学方便，他在杭州建起了笕桥植物园（今浙大植物园前身），园区虽小，但园内植物不仅按照植物分类系统排列，每株植物上还挂有写了中文、拉丁文学名和所属科名的标牌。
遗憾的是，钟观光倾尽心血，为《本草纲目》所做的植物分类学考证，至今未出版。植物学著作出版难，几乎成了几代植物学家的魔咒。不过，植物学家自有他们告慰英灵的特有方式——纪念谁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
菲律宾马尼拉科学院院长梅里尔博士将钟观光发现的新属，命名为“钟木”，这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植物拉丁属名。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也曾命名一种木兰科植物为“观光木”，以兹纪念。
动物园里的植物园
农事试验场正门
“旧时代最后一人，新时代最初一人。”这是后辈对钟观光的评价。这也说明，到20世纪初，中国人才开始运用近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植物。
清末，植物学仅作为知识传播，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科研教学机构，但这并不妨碍清政府照猫画虎，效仿国外建起植物园。
年，朝廷推行新政，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虽说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重点是军事和政治,但国外公共事业的发展也给他们带来不小触动。如在参观动物标本馆时，考察团就对馆内陈列的大到鲸鱼、大象、小至虫鸟之类的标本赞叹不已。
回国后，湖南巡抚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称：“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院，曰万牲园，曰公园。”
次年，商部（同年9月改为农工商部）上奏朝廷，以“开通风气，振兴农业”为由，请拨西直门外乐善园官地，兴办农事试验场。
光绪皇帝当日准奏，还将内务府管辖的乐善园、三贝子花园、广善寺和惠安寺以及附近土地亩并入，合计为亩（另说亩），筹建农事试验场，并于同年4月动工修建。
农事试验场所选地址，就是今天的北京动物园。
清康熙年间，这里曾为康亲王杰书的园邸，称“乐善园”。乾隆年初，该园荒败，但基础尚在，因紧邻长河，乾隆在此兴建行宫，成为皇家园林。光绪年间，此地只剩残墙断壁，一派荒凉景象，仍为内务府管辖。“乐善园”西，为乾隆宠臣福康安的御赐庄园，因此更为老百姓熟知，这一片园址也被称为“三贝子花园”。
开工一年后，农事试验场之“万牲园”，也就是后来的动物园，先期建成。又经过一年的营建，农事试验场全部竣工，建有动物园、植物园和农产品试验区三大区域。
植物园作为农事试验场的一部分，地处西南部，即广善寺附近，于年6月16日正式接待游人。场内附设茶室、凉亭、游船，还有游览图以便公众游览。因这里地处西直门外，交通方便，又是京城第一个既有动物又有植物的公园，所以特别热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也曾来此赏菊。
当时的一篇文章称：植物园面积约三十亩，分为若干区，按照植物自然种类，按区域培植中外不同的植物，约千余种。玻璃房（也就是温室）专门培养奇花异卉，四时不绝，还有多种热带植物，而秋末菊花尤负盛名。
《顺天时报》一篇题为《京师博览园游记》的文章，详细地记述了植物园的情况：“再往西，见有一带矮小玻璃房，便是植物园。进门票价四枚。玻璃房内都是植物，靠东十间，靠西十间。中央过道两旁陈列的都是盆花盆草。”
用当年的眼光看，植物园规模不小，仅中央过道就能数出30种植物，从植物名字上看，还有不少外国植物，如美国无花果、美洲文竹。植物园内还为国花牡丹开辟专园，栽植多种牡丹。
时人感叹：“统计园中植物，不下数千种，东西洋植物一概都有，真是大观，不愧‘博览’二字。”
花草作为农事的附属品，还在试验区被分区培养，以备试验：“最著名的各品，类如福建的兰花，江苏的菊花，河南、山东的牡丹，湖南、江苏的珠兰，意大利的草花，澳大利亚的兰草，日本的苍蒲、蔷薇、樱花、百合花、福寿草等等。花香扑鼻，氧气蓬勃，不下几百种。每区都有标牌，写明第一区、第二区都是什么，游览的人一望而知。又有一区，分插数十百标，每标上又都写明江苏、广东、四川、福建、河南、日本、法国、美国、俄国等字样。远远地一看，木标排立，纵横成行，为的是准备试验，容易辨别。”
“无论从创办时间上，还是建筑规模上，设施上、管理上，特别是花卉收集、展示上，这个植物园都具备了现代植物园的条件，可以说是我国设立的最早的植物园。而辽宁熊岳植物园、浙江大学植物园和南京中山植物园，都创办于民国时期，与咱北京的植物园相比，时间上差着不少。”北京文史专家户力平非常自信地认为，缤纷的农事试验场可算是国家植物园的发祥地。
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在动物园里的植物园
不过，这一观点尚未在植物学界达成共识，胡宗刚就不太认可：“科学意义上的植物园，是在植物学诞生后，由植物学家主持的科研机构。隶属于农事试验场的植物园，还没有从农学中分离出来，似乎不能说是现代植物园。”
不同于公园，也不同于普通植物园，对国家植物园来说，迁地保护和科研才是核心。如英国的邱园，不仅是大公园，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国际最著名的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
以此标准，晚清的农事试验场虽由皇家设立，但只学到皮毛。直到年，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成立，植物学家接管了此园，把园区植物按恩格勒分类系统分区种植，它才有了点现代植物园该有的样子。
园中还于年修建了陆谟克堂，这幢三层楼房，从法国庚款中拨款，以法国著名遗传学家拉马克（当时译为陆谟克）命名，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研究植物的科研楼。
好景不长，北平沦陷，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被迫迁往陕西武功县，日伪园艺试验场接管了植物园，树木遭到砍伐，花卉被毁，植物园成了菜园子。抗战胜利后，植物研究所于年回迁北平，但昔日植物园的面积已由40亩缩小到1亩左右，0多种花木大多已无踪影。
万幸的是，到年，由所长刘慎谔冒着生命危险转移的15万号标本，又迁回陆谟克堂。
“第一”背后为雪奇耻
年，英国皇家园林邱园聘请植物学家胡克担任园主任。一般认为，这是现代国家植物园的起点。但邱园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靠大英帝国扩张，植物猎手数百年搜集，以及几代植物学家苦心经营而逐渐完善的。
中国国家植物园的第一位追梦人，心比天高，明明万事开头难，却时刻“对标”邱园等国际上最先进的植物园。这位狷狂之士，就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老祖宗”的胡先骕。
胡先骕
清末民初，留学生开展科学救国运动，将现代科研体制带回了中国。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等，回国后便在植物学领域里开疆辟土。
年到年间，他们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东南大学生物系；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编写了第一部国人编著的植物学教材《高等植物学》。
“中国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分设动物部和植物部，秉志任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到今年恰是创建百年。”胡宗刚讲起了创造诸多“第一”的胡先骕。
生物研究中，每发现一个新物种，就要把发现的第一份标本予以特殊保留，以作日后参考。这种如同“标准答案”般的存在，被称为模式标本。由于昔日研究完全由外国学者进行，中国的模式标本大多存放于国外。
胡先骕那时采得的标本，一份寄德国柏林植物园，一份寄美国哈佛大学，一份自留，不少标本要靠外国人鉴定后写信告之。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胡先骕再次赴美，到哈佛大学去“摸家底”。
当他徜徉在阿诺德树木园时，看到该园标本馆收藏着丰富的中国植物标本，在园中各展览区中，也种植不少原产于中国之物。一想到这些植物在异域他乡供人欣赏、利用，在故国却不为人知，就觉得是奇耻大辱。
回国后，他便与秉志在北平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简称静生所）。由于范静生（范源濂）为静生所的早期赞助人，又在建所前去世，家人还把他的宅子捐给了静生所，所以以“静生”为名。
年，静生所人员合影
在所里，他常对蔡希陶和俞德浚讲起植物猎手威尔逊，他说：“上万号的植物标本，成千种的花卉、果木种苗，都在国外的标本馆、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和大学标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园内加以驯化。这怎不叫我们痛心！所以我们决心要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以抵制他们，尽快发展我国的植物学。”
胡先骕说到做到。初创的静生所，虽经费紧张，仍资助秦仁昌周游欧洲各大植物园、标本馆，并拍摄了多张模式标本图片。有了这套珍贵的照片，做研究就不必去海外找答案了，毕竟，大多数研究者没有出国的机会。
胡先骕还与英国皇家园艺学会、阿诺德树木园合作，连续派出了由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带队的三支调查团，开展对云南的植物采集。从年正式启动这一长达14年的基础工程以来，两大机构再未派一人来滇猎取植物。
年，在云南怒江考察的蔡希陶（左）
“设立中央生物调查所、中央植物园、中央昆虫研究所、中央经济作物研究所，皆为以后科学建国之要图。”哈佛归来，创建中央植物园，就在胡先骕的考虑中了。
他自己讲:“本人有志于创设植物园，在民国十五年（年），当时执教鞭于东南大学,有美国哈佛大学萨金得博士,即要求双方合作,在东大设一植物园，培植吾国植物，其经费由双方募集之，嗣因北伐军兴，此议作罢。”
年，这一想法借助孙中山遗愿实现。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今南京中山植物园前身），划地0亩，囊括了诸多顶尖专家，开创了我国大规模引种、驯化、栽培野生植物的先河，可说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植物园。
抗战时的超前提案
此时，胡先骕已北上北平，为静生所筹建西山植物园。陈焕镛则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建立植物研究室（今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前身）。“北胡南陈”两大高手，还联手编写了中国植物图谱。
年10月，西山植物园总算有了些眉目：有人愿意将鹫峰林场捐作植物园,但仍需筹措三万元作为启动基金。
静生所的资助者、负责管理“庚子赔款”的中基会，听取“西山植物园”计划后，以静生所成立时间不长，计划过于宏大，北平气候干燥等原因否决了它。
年夏，胡先骕应卢作孚之邀，指导建立“西部科学院植物园”时，仍耿耿于怀：“作者有意在北平创一植物园，数载于兹，尚无眉目。而数千里外在作者指导之下植物园，在短期内即可实现，可见在适当领袖人物领导下，百事皆易于成就也。”
反思后，胡先骕回到家乡江西，游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支持建设庐山植物园。年8月，庐山森林植物园（即今庐山植物园前身）正式成立，这是胡先骕主导的第一座植物园，也是在“华北情势终难乐观”的情况下，提前为科研机构打下“将来的迁徙基础”。
战争阴影下，庐山仍以邱园为典范，目标是建成国际一流水准的科研植物园。胡先骕指派静生所标本馆馆长秦仁昌担任庐山植物园首任主任，又派陈封怀前往英国爱丁堡专习植物园造园，回国后担任园艺技师和第二任园长。
短短几年间，白手起家的庐山植物园便与世界名园平起平坐，建立了广泛的种子交换体系，还建成了当时被称为“东亚惟一完备的蕨类植物标本室”。秦仁昌的蕨类植物研究，此时已享誉国际。
更有远见的是，胡先骕派蔡希陶选址，在昆明郊外的黑龙潭创建了静生所的又一分支机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日军封闭了静生所，所中员工皆被驱逐，所内图书及动植物标本损失殆尽。
俞德浚说，“狡兔三窟”是胡老抗战时期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正是这“第三窟”，让一批批流亡的植物学家在昆明落脚，保存了一大批珍贵图书、标本和科研资料，黑龙潭一度成为“中国植物分类中心”。
越是风雨如晦，越要弦歌不断。抗战最艰难时，静生所的学刊复刊了，胡先骕用英文写道：“我们新的系列研究汇报，向世人宣告，尽管在北平全军覆没，我们仍然继续研究出版，并将加倍努力。”
年3月，抗战尚未胜利，胡先骕就向近代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提交了“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这是建立国家植物园的最早提议。
在提案理由一栏，他写道：“植物为农工两业之主要资源，中国植物种类之丰富，甲于世界，可资利用之植物资源，未经开发者尚不可亿计……植物园为栽培各项经济植物之场所，宜择适当广大面积之地区设立一中央植物园，并在不同之纬度或高度设立分园，与经济植物研究所合立或分立皆可。”
建立一个以中央植物园为中心，以各地分园为辅助，侧重经济植物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不仅是胡先骕个人的追求，也是中国植物学界的夙愿。在战时，这一提议也许太超前，但对那些在沦陷区苦苦支撑的植物学家来说，却是希望和信心。
年1月，农林部函复中研院，传达了蒋介石的批复：“凡政府所办若干工作事关百年大计，非短时期内所能完成……均应酌为停止留待战后办理。”
战后百废待兴，这一提案自然被无限期搁置了，胡先骕却不死心。
年底，学生郑万钧寄来一份辗转8年未能定名的标本，胡先骕通过与植物化石比对，将其判定为水杉。这意味着，白垩纪灭绝的植物又复活了。胡的一锤定音，被誉为“最近一个世纪以来，植物学界最重要的发现”。
声誉正隆之际，胡先骕将拟好的水杉国家公园方案寄给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果成，则亦中国学术史上一重要事也”。然而，那时的国民政府已岌岌可危，不可能有下文了。
如今，步入国家植物园北园的樱桃沟，便可置身于一片水杉林。抬头满目青绿，低头溪水潺潺，水杉细密的羽状叶片，与直入云霄的枝干，让人仿佛置身原始森林。沟内，还有一水杉亭，亭侧岩壁上刻有胡先骕所作《水杉歌》。
这，应该就是他设想中的，比肩美国红杉国家公园的，中国的水杉国家公园。可惜，一代宗师未能亲见。
户力平告诉记者，满沟近余株水杉是年由湖北利川引来种子，在育种基地播种出苗后，于年和年分两批栽在溪沟内的。樱桃沟内终年流水，湿度大，背风无严寒，水杉这才蔚然成林。
国家植物园内的樱桃沟水杉林
北京一定要有国家植物园
民国时期，胡先骕的“傲”和“倔”就出了名。
新文化运动时，他代表“学衡派”与胡适辩论，反对白话文，此后一辈子与文言文为伴，以诗文为乐；年，蒋介石听说他也在庐山，亲笔手谕接见，他却以“不想再空谈”为借口，提前下山。接见时间到了，仍不见胡先骕到来，省主席王陵基派人沿山寻也未得见。
在大是大非上，他则是无畏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研院首届院士是国共双方重点争取的对象，胡先骕没有走，并公开呼吁傅作义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
抗美援朝时，他奔赴战场，以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名声和大量植物证据，揭露美军在朝鲜境内实施的细菌战，使美军无法抵赖。
即便是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环境中，他仍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中，直指苏联农科院院长李森科“小麦变黑麦”的论点是伪科学。
《陆定一传》中提道：年4月27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了苏联学者的抗议。毛泽东问，胡先骕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吗？陆定一说：“不是，没有给。”毛泽东又说：“恐怕还是要给，他虽然顽固，但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然而，在年增补学部委员的名单中，还是没有胡先骕。
年下半年，胡先骕应邀列席会议，听取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毛主席说：“谈家祯、胡先骕关于在大学恢复讲授摩尔根学说的建议，有利于学术上贯彻‘双百’方针。”很快全国高校恢复或开设了摩尔根学说的讲授。
20世纪的江西产生了两位学术大师，一个是陈寅恪，另一位就是胡先骕，他们是同时代的风云人物，二人性格相似，精神品格相似，命运也相似。最终，他们都长眠于庐山植物园，连墓地都挨着。
胡先骕一度成了被遗忘的人，但他的植物园梦，仍通过学生们代代相传。
陈封怀从庐山起步，先后规划并主持了武汉植物园、华南植物园等，被誉为新中国的“植物园之父”；蔡希陶扎根云南，年于西双版纳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俞德浚则至死不渝，誓将当年的“西山植物园计划”进行到底。
俞德浚
年，静生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后称中科院植物所），在西郊公园的陆谟克堂办公。
西郊公园被北京市园林局接收后，改为北京动物园。这段在北京动物园里办植物所的姻缘，成了中科院和北京市联手建设植物园的契机。
起初，双方商议要在北京动物园里多划出一片地建设植物园。然而，初步意向达成后，植物学家觉得地方太小，北京市园林局又担心预算不够，只得另起炉灶。
寻找新园址的任务落到了俞德浚身上。他追随胡先骕多年，年从英国进修回来，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世界各国植物园概况》一文，继承了老师建设国家植物园的志向。
紫竹院、圆明园、十三陵、小汤山、金山、大觉寺、温泉、香山……俞德浚考虑了很多种可能，最后看中了香山卧佛寺一带。这里空间很大，地势起伏，地形变化复杂，樱桃沟的水源充足，距离市区也较近。
年4月5日，中科院致函北京市人民政府，希望在北京西部的玉泉山和碧云寺附近，规划出0至亩的土地，作为中科院植物所植物园的永久性园址。
植物所10名青年科技人员（黎盛臣、吴应祥、董保华、张应麟、阎振茏、王今维、王文中、谢德森、孙可群和汪嘉熙）还联名写信给毛主席，提出“首都今后一定要有一座像苏联莫斯科总植物园一样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北京植物园”。
国务院对青年的呼声很重视，很快批复了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联合申请，并拨经费万元，用于第一期建园。
俞德浚组织“专家规划设计委员会”，以莫斯科植物园为蓝本，对北京植物园进行了总体规划。为了兼顾科研和科普，香颐路（今香山路）以南约93.3公顷为植物园试验区，即“南园”；香颐路以北公顷为植物园开放游览区，即“北园”。该委员会还讨论了建设13个展览区、建设大型展览温室等规划，计划在年完成基建。
当时经济条件差，建园靠的是一腔激情。为了尽快将卧佛寺前的荒滩绿化起来，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科学家都安排绿化劳动，靠肩扛人抬，硬是在乱石滩上栽种了油松、侧柏等。
年12月4日，“末代皇帝”溥仪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后回到北京，也到植物园南园报到，成了一名“花匠”。
第一个月，溥仪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由于他虚心好学，很快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三个月以后，溥仪先后被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学习给花卉剪枝、换盆、嫁接等技术。
溥仪在植物园劳动锻炼了天，于年3月6日离开。此时，国家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植物园建设被迫下马，专款只花了万元，余款全被冻结上缴。
建设一停，香颐路就成了“楚河汉界”。“南园”与“北园”的全面合作关系中断，形成两个不同隶属的单位。“南园”属于中科院植物所，“北园”属于北京市园林局，从此单独运作。
改革开放后，南北两园各具特色。如果说北园是以美学为引领，追求植物之美，那么南园则以科学为遵循，追求植物之真。
“北园”历经初创、专项建设和大规模建园三个阶段，先后建成了牡丹园、芍药园、碧桃园、丁香园、木兰园、海棠园、梅园、月季园等景区，年4月23日正式售票对外开放。此后，一直以植物展示、保护和科学普及为主，致力于为大众提供舒适、优美的游憩场所。
“南园”一直是我国北方生物多样性和种质资源迁地保护的重要基地。园区建有宿根花卉园、稀有濒危植物区等十余个专类植物展区和一个热带、亚热带植物展览温室，收集保存植物余种。年代，植物标本馆建成后，中科院植物所也从动物园迁至此园，大批学界精英在此耕耘。
俞德浚主持园务工作近30年，年病危时，还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人说：“北京只有一个植物园，即北京植物园，不能分。分开后南园缺少土地，北园缺少科技。植物园建不起来我死不瞑目。”
俞德浚逝世后，他的骨灰安放在南园，一片浓郁的水杉林前，旁边还有他毕生研究的蔷薇科月季园，真可谓一树一花总关情。朴素的大理石板上，铭刻着“～北京植物园奠基人俞德浚教授”字样。
到21世纪，首都需要一个能反映国家科技水平的植物园，已经不仅是植物学家的心声，更成了社会共识。3年12月26日，侯仁之、陈俊愉、张广学、孟兆祯、匡廷云、冯宗炜、洪德元、王文采、金鉴明、张新时、肖培根等11位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关于恢复建设国家植物园的建议”。
南北两园各自走过了半个世纪，也意识到“合”是大势所趋。借着建园50周年的契机，两园初步商定，以年“国务院关于筹建北京植物园的批复”为基本依据，恢复中科院和北京市的合作关系，共同建设国际先进水平的北京植物园。
从那时起，两园就开始结合现状和基础，参照当前世界先进植物园的发展趋势，重新进行统一规划，积极向国家植物园迈进。
8年12月，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再次联名给中央写信，希望早日启动北京国家植物园建设。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中国正式宣布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今年4月18日，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由北京植物园的南北两园整合而成，总规划面积近公顷。未来，全国各地还将遴选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植物园。目前中国约有余种植物濒危，而正在建设的植物园体系就是它们的“诺亚方舟”。
回望自第一个植物研究机构成立以来，中国植物学界走过的百年历程，人们也许会发现，现在这个走向未来的植物园体系，竟然与胡先骕当年的设想十分相似。